公元755年，唐朝的盛世辉煌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叛乱中崩塌。这场叛乱史称安史之乱，它不仅让唐朝失去了30多万精锐士兵，还导致了整个帝国的动荡。安禄山在河北三镇拥有重兵，带领的十五万唐朝精锐边军成为叛乱的主力。这场内战持续了七年，虽然最终唐朝重新稳定了局面，但帝国从此步入衰退，经济下滑，民生艰难，地方藩镇势力不断膨胀，甚至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统治。
展开剩余66%李隆基对这些问题置之不理，他没有采取措施遏制世家大族的土地兼并行为，这种放任自流的态度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。 此外，随着均田制的逐渐破产，唐朝的府兵制也变得无法维持有效的军队建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募兵制成为一种替代方案。募兵制的核心是通过金钱招募职业军人，由朝廷提供薪水、武器、装备等，而这些军人只需要专注于作战，效率高，战斗力强。但募兵制的缺点也非常明显：它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，而唐朝的财政状况并不允许如此大规模的支出。此外，这些募兵有时会因钱财而改变立场，甚至可能转而反叛。就像河北三镇的边军，他们的忠诚并不在中央，而是依赖于安禄山个人的支持。 这些边军的忠诚于安禄山，正是因为他们依赖安禄山提供的优厚待遇。安禄山的部下对他充满信任，而对中央政权的信任则显得薄弱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安史之乱的叛变显得情理之中。 此外，唐朝的财政制度也导致了权力的逐步下放，尤其是在地方。由于交通的闭塞和管理的困难，朝廷很难对偏远地区进行有效的税收和管理，中央财政的压力日益加重。为了减轻中央财政的负担，唐朝开始下放权力给地方藩镇，地方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，逐渐形成了地方割据的局面。藩镇的节度使不仅掌控着当地的军队，还拥有了极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，这使得唐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大削弱，甚至出现了山高皇帝远的局面。安史之乱的爆发，正是在这种地方集权逐渐强化的背景下发生的。 回顾历史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任何一个古代王朝的叛乱，往往都遵循着类似的逻辑。就算没有安史之乱，唐朝的财税模式迟早会引发其他动乱，类似的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。唐朝的晚期，便有甘露之变的发生，这也是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削弱和地方权臣的膨胀所导致的后果。 无论是唐朝的藩镇，还是晚清的军阀，都是中央不断下放权力，导致地方势力膨胀，最终中央政权的控制力被削弱，朝廷陷入了长期的动荡与困境。 这些问题的根源依旧是土地和财税制度。土地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资源，谁掌握了土地，就拥有了生产力和兵源。正因如此，安史之乱的爆发和唐朝的衰退，与土地和财税制度的崩塌密切相关。只要土地制度稳定，社会动乱就不可能爆发，更不会有大规模的战乱。 然而，唐朝三十万精锐士兵最终灰飞烟灭，那个曾经辉煌的盛世也一去不复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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